公正元年——黄章晋·魔鬼教官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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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核试后的中朝边境

　　　　　21世纪之子金正日万岁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每当朝鲜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出现重大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们，能去的现场只有一个，就是中朝边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的脉搏。

　　　　 丹东：最近风声比较紧

　　现在丹东市内最高的建筑还是位于锦江山西麓的抗美援朝纪念碑，纪念碑之下，结构如碉堡一般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俯瞰着脚下绵延展开的丹东市以及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2006年11月13日，从山顶鸟瞰，丹东市内一片宁静。比起丹东，新义州看上去灰朦朦的一片——在地平线以内就能看清楚新义州的轮廓，甚至新义州往南，一片看似农田的旷野。
　　“你们是来采访朝鲜核试验那个事儿的吧？”在中朝友谊大桥下的货物边检站前，“中介”公司的小伙子眼神暧昧地对我们说，“前两天就来过几个老外，也是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没敢进来。”这家“中介”公司是边检站附近数十个做“边贸”生意的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鸭绿江对岸过来的朝鲜“客商”，这些“客商”或者是负有“组织上”的任务前来采购的朝鲜官员，或者是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华侨——这与中国其它边境地带所常见的往来贸易的情景并不相同。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中，整条“边贸街”上并没有看见一个行迹象“客商”的人。
　　“什么都卖啊，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组织货源。”公司唯一的接待人员看上去很热心。这个临街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仅仅摆放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卖的最多的是服装和小家电，收录机之类的，还有汽车轮胎。”
　　丹东市70万人口，朝鲜族居民不足两万，但边检站附近，几乎看不见任何汉语的标识，所有店铺的招牌都由韩文书写。电话铃响之后，这位自称汉族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与人洽谈起生意的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一些记录。
　　不远处就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中朝友谊大桥，“友谊大桥上汽车道只能容一部汽车过，所以一般是单向行驶，他们那边过车的时候，我们这儿过去的车就得等着。”铁路桥的使用并不频繁，除了北京至平壤，莫斯科至平壤两班固定的国际列车，往来的货运列车不定期，“这几天通过的少多了，但还是有。”
　　丹东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为7亿3986万美元（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亿7313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中有分别47.5％和54.7％是经由丹东口岸完成的。而根据中国政府最新披露的海关统计信息，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停止了向朝鲜提供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通过丹东的铁路向朝鲜运输。
　　“朝鲜人？丹东市内的朝鲜人很多，常驻的主要是过来开餐馆的，你看见门口的迎宾小姐们穿的是朝鲜民族服饰，那十有八九就是朝鲜人开的饭馆了——都是他们国营的，过来赚外汇。”小伙子继续介绍，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逃北者”——这一术语是韩国媒体的发明，对于他来说还相当陌生。但说起“那边逃过来的人”，小伙子连连摇头，“这事儿不能随便说的，最近风声比较紧，这个干系我可担不起，你们又是境外媒体，我在深圳的时候还看过你们凤凰台的电视呢。”
　　尽管一江之隔的朝鲜最近刚刚进行了核试验，但从街面上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对于丹东人来说，核试验离他们的生活相当遥远，除了丹东经济的支柱“边贸”受到影响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像平时一样继续。

　　　　 延吉：搞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

　　从丹东向北车行700多公里，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延边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看似和丹东一样宁静，由于今年来不断有韩国人来这里投资，而许多延边人在“劳务输出”韩国以后又回到延吉生活，这里更像是韩国的城市，到处是韩文标识、有韩国报纸售卖，当地人介绍，不少居民看韩国电视。
　　但朝鲜核试后，头顶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军机留下特有的噪音为这个城市加注了某种紧张气氛。——延吉的机场军民两用，在市区就能看见军用飞机打开起降轮低空飞行。据一位与当地驻军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透露，核试后，中国边防军军官停止一切休假，军用飞机的起降也更为频繁。
　　“你问朝鲜搞核武器？什么玩意啊？他们能不能先管管自己老百姓的死活？人饿得全他妈跑中国来了。”几乎所有被探访的延边地区中国居民都对朝鲜核试抱嗤之以鼻和无所谓的态度，对朝鲜核试后当地暗藏的紧张气氛都大不以为然。
　　这里是真正见识过朝鲜困难的地方。公开资料表明，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是“逃北者”最集中的地区。许多逃北者所讲述的经历里面都表明，延吉是他们在中国藏匿的第一站。延吉当地人介绍说，在2000年前后，甚至在大街上都随处可见从朝鲜过来的人，“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又矮又小”。这里的人大都是朝鲜族人，不少人曾热情接济过偷渡过来的同胞。
　　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还曾报道过，深山之中发现几个衣冠蓝缕、蓬头垢面的“野人”，专在夜晚下山偷吃地里的青菜，后经当地公安搜寻，果然抓到几个“外国人”。
　　据说，在合龙等地与朝鲜只有几米距离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当地很多百姓曾在睡觉前把食物放在门前，等待“那边”过来藏匿在山林中的人夜深人静之时过来拿取。
　　“你说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还搞什么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一位从记者口中才听说朝鲜刚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地人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鲜人持完全的同情态度。因为朝鲜那边过来的人一开始就是讨口饭吃，但越到后来麻烦就越多，先是随着朝鲜逃难者的增多，盗窃事件越来越多，最后则是对岸的武装人员不断越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武装抢劫、杀人事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的大门以外，立着一排宣传栏，其中公示了“近年来该州边境地区发生的境外军警人员越境滋事和朝方人员非法越境后在中国实施的盗窃、抢劫、杀人选出的典型案例”。
　　在2002年至2003年间，中朝边境的冲突纠纷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潮，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考虑，吉林当地媒体此后曾高调表彰、纪念在与朝鲜武装犯罪团伙的斗争中牺牲的武警士兵。

　　　　 图门：对岸是空城

　　图门市离延吉五十公里，因图门江而得名，其规模远不如珠三角的一个乡村小镇。图门江是中朝两国在延边一带的界河，与图门市隔江相对的是朝鲜南阳市。
　　海外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紧急修筑铁丝网，但图门附近并无踪迹，图门市在中方的一侧是“江滨公园”。初冬正午的阳光下，只有当地一些花甲老人在聚堆打牌下棋，几乎没有游人。
　　因为浅浅一江之隔，就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度，所以通过望远镜看看对岸成了一桩生意，每人次人民币十元，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武装的边防武警陪同下走到大桥中心线的位置，观看朝方和在此拍照留念。
　　或许是游人不多之原因，带领记者走到大桥中心线那个武警显然很有耐心，记者长时间停留并拍照，他毫无厌烦和催促，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当记者问他关于对岸的情况时，他一律摇头。
　　图门江正值枯水季节，岸宽河窄。站在连接两国的图门江大桥上，记者大致估算一下，从此岸到彼岸大概有一千米左右。但是桥下的水面最窄处大概只有几十米，水位甚浅，这给越境者提供了很好的“跨越”条件。
　　中方“边检站”设在桥头，由一幢高楼扮成的“国门”，“国门”的顶端是瞭望平台。不见荷枪持弹戒备的哨兵，只有两个大妈打着毛衣守着摆着几件“朝鲜”纪念品的小摊，两架高倍数军用望远镜伫立在平台边缘。
　　“随便看、随便看。”估计总算看到有人上来，摆摊大妈亲切热情地招呼着。
　　通过高倍望远镜，对岸的南阳市可尽收眼底。
　　无高层建筑，楼房大多是四、五层，肉眼远望还显整洁，但从望远镜中看去，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危房，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几乎所有楼房都墙皮剥落，破迹斑斑。其中最靠近中方一幢的一侧墙壁大块脱落后，又用浅黄色的涂料弥补。所有的“阳台”全部没有玻璃，可以看得见蒙上去的白色塑料布随阵阵寒风轻轻摇曳。
　　整个南阳市最整洁、最“豪华”的地方是南阳市火车站，火车站正对中方一侧站前广场的高大墙壁上，画着被朝鲜人称为“太阳”的“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日成，这里也是南阳市惟一色彩鲜亮的地方。
　　与安静的图门市相比，对岸的南阳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一个多小时内，除了朝鲜边检站附近有车辆出入和人走动外（几乎又都是通关的中国司机），总共看到八个人：三个人无所事事上地蹲在一处矮房前晒太阳，两六、七岁的孩子拿着树枝在垃圾堆旁玩耍，一辆牛车迟缓地在江边路上行驶，在它的身后，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离”我们最近的，是在江边的冲积滩上充当了望哨的简易房（类似庄稼地中的“马架子”）前，一个穿着制式服装（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从他身姿看，似乎是午间生火煮饭寻找枯枝落叶燃烧物。
　　在南阳市郊外，有一辆“解放”货车冒着黑烟爬在铺满沙石的山路上。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观望”，南阳市区内的路上只有过一辆机动车辆驶过，倒是有车从大桥上通过。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小时往返车辆大概有八车次。照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日计算，全天应该只有六十余辆车次往返。
　　往返车辆全部是中国牌照的货车。过去的全是重车，其中一辆车厢里散放着编织袋装起的杂物。从那边回来的货车是空车，上面粘着黑呼呼的印痕。摆摊的大妈说，那都是过去送沥青的车子。
　　在公路桥右侧八百米处，是连接两国的铁路桥，目前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过去，去时重车，回来空载。大妈说，自从“核实验”后，这边过去的车辆，明显减少。　

　　　　　 “朝鲜难民拘留所”里没有人

　　网上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朝鲜难民拘留所”、“延边外国人拘留所”，真正挂牌的名称是“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矗立在延（吉）图（门）公路接近图门市郊附近的半山坡上，是由浅色的围墙围着的一个大院，围墙带电网，约能容纳七、八百人甚至更多。
　　据当地人介绍，收容审查所由公安部下拨专款修建，它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真正的领导是北京方面直接指挥。吉林省各地抓来的 “逃北者”全部安排在再此处，经逐一甄别后再统一移交对方。
　　“朝鲜人惨啊，抓回去了用铁丝穿锁骨，绑成一串。”几乎每个延边地区的人都听说过朝鲜人的悲惨故事，见过逃过来的朝鲜人。一位当地边防武警领导向本刊证实了所谓“逃北者在边境被交还朝方后，一律被铁链穿锁骨带回”的传闻，并表示，2004年，中方曾就此行为与朝方进行过交涉，此后，朝鲜方面停止了这种“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至少没有当着中方人员的面进行过这类“处理”。
　　据他介绍，大规模收容遣返多少与2002年前后韩国不少民间组织在北京策划朝鲜人闯馆造成巨大国际影响有关。
　　对网上的传言，他说：“我们也很为难，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人确实是‘非法偷渡’，应当被遣返。而且这几年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治安上也存在很大压力，同情也好，怜悯也罢，我们边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保境安民。”
　　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甚至“被北朝鲜特工绑架”。现有的图像资料和逃北者的证词表明，在朝鲜所设立的集中营，劳改营，管理所等各种迫害机构中，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除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家常便饭一般的严酷体罚，“罪犯”们还要参加紧张的政治学习，以“洗心革面”，“长官”鼓励犯人们互相举报“错误言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比肉体还要严厉。由于朝鲜长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黑市上贩卖粮食有暴力可图，本应每人每天750克由豆类和玉米组成的口粮，往往被管理人员克扣掉玉米，仅留下350克左右的豆类。
　　记者问当地一位曾参与向朝方移交遣返人员的人：“朝鲜对那些遣送的难民是否还有惩罚？”他回答说：“只要把人交给对方，根本都不回头看一眼，一眼都不看，起身就走……”
　　当地人证实，经过2005年底和2006年初进行的大规模收容和遣返，最近很少听说有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被抓捕收容的行动。
　　或许因为大规模遣返已经过去，“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外，看不到有接送被遣返人员的车辆进出，“收容所”的里面也非常安静，当地人说，可能现在里面已没有“待遣返人员”。
　　在没有熟知内情的人带领的情况下，外人很难在图们，延吉，丹东的市内发现“逃北者”的痕迹，与其他的边境小城一样宁静而祥和。但就是在这些城市所辖的县，近郊，甚至市区，记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逃北者。在某个逃北者集中的农村访问时，陪同的当地公安甚至承认，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许多逃北者——在“风声不紧”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毫不隐匿自己的行踪，几乎已经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了。而那些“暂住”于城市的逃北者，则更难访问到，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韩国。

逃出朝鲜之二

　　　　“逃北”路线图

朝鲜边防通行证

文／记者　胡贲

　　朝鲜当局第一次就“逃北者”问题的公开表态始于2004年7月29日，朝鲜就滞留越南的 468名“逃北者”最终被允许前往韩国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既是南朝鲜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引诱绑架行为，又是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犯罪。”
　　当时，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也警告说：“决不会对南朝鲜当局的反民族性劫持恐怖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将算清这笔帐。该事态引发的后果应由南朝鲜当局承担，而且给予协助的其他势力也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 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由自发逃难到可牟利的生意

　　韩国的祖国统一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从2002年开始，由于“沈阳闯馆”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危机影响，中朝两国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制。但这一管制却因为朝鲜边防警察部队的腐败和无能而收效甚微。
　　直接的结果是——那些自发穿越边境以寻找粮食的普通越境者减少，而由韩国人、已经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逃北者”、中国的朝鲜族人、朝鲜国内的边防军成员，甚至地方官员所组成的“人蛇集团”开始活跃。
　　据韩国媒体称，前“逃北者”和韩国人负责组织从中国偷渡至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负责安排中国境内的食宿和隐蔽，而朝鲜的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员在负责从朝鲜境内向中朝边境靠拢，并最终穿越中朝边境。当然，这种说法遭到朝鲜政府与军方的批驳并表示愤慨。
　　除此之外，其他没能得到边防军“支持”的朝鲜难民则很难穿越国境，甚至很难向边境靠拢。据一位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驻平壤官员的日本医生的回忆，在平壤机场，没有任何飞行时刻表，地图出售，销售人员告诉他说，“平壤地图和时刻表属于国家机密。”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北朝鲜境内移动的普通朝鲜国民，通行证是必不可少的。但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以后，甚至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家人都开始挨饿，基层官员腐败盛行，各种国内关卡都可以通过贿赂买通，大部分以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穿越国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边境城市办理“前往中国探亲护照”，这一护照的发放也从90年代开始变得“宽松”起来，目前的“公价”在300至500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在朝鲜一年不过需要花费1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
　　对于自发穿越边境的“逃北者”来说，在早期，他们往往得到了当地中国的朝鲜族群众的支持。一位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族商人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们，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骨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们也帮助过我们。”随着逃北者的不断增加，单纯的帮助开始减少，而掺杂着经济利益的“帮助”开始增加。  
　　许多穿越国境者在中国境内只是短暂停留，他们会设法与当地的人权团体或者朝鲜族教会联络以获得紧急援助。然后再次返回朝鲜，以帮助国内的家人。如果能联系上愿意提供长期帮助的团体，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朝鲜人会多次穿越国境，他们中许多人在教会的帮助和感召下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朝鲜境内传播基督教。
　　据延边一位当地的鲜族地下教会的牧师向记者介绍，目前教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以一种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每个“受洗”的“逃北者”信徒在返回朝鲜以后都会发展一名“下线”，并设法把他们带回中国，如此循环，他们教会已经发展了十几名朝鲜信徒。
　　韩国教会在地下一直与中国的鲜族教会保持联系，由韩国，美国教会所组织的北韩人权团体也往往通过鲜族教会的关系在中国展开活动。对于那些希望抵达韩国的人，许多人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与国际人权团体接上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美国等最终的目的地。

　       条条长路通韩国


在北京闯馆

　　2006年美国PBS广播公司在全国播出了一部讲述逃北者经历的纪录片《汉城列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权团体纷纷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接收更多的北朝鲜难民。而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由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人士所组织的通过强行闯入日本，韩国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当微小，大部分是通过所谓“中介”，也就是人蛇集团脱离朝鲜，进而抵达韩国的。据韩国媒体报道，2005年进入国内的1894名逃北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1500多人通过中介人进入韩国，而且平均每人向中介人支付450万韩元（约合3.6万人民币）。
　　这些钱来自于韩国政府支付给“逃北者”的定居金。在2004年以前，由于韩国政府所设立的定居金标准高达3590万韩元（约合28万人民币），走私一度异常猖獗，即使是2004年12月以后，韩国将定居金标准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对于生活在中朝边界的人口走私团伙来说，总数也颇为可观，“有油水可捞”。
　　在人权团体和人口走私集团的帮助下，逃北者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在北京，沈阳，青岛强行闯入韩国使领馆，韩国子弟学校的作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随着中国政府的加强戒备，主要的途径变成从中国逃往第三国，然后再前往韩国。
　　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线路是蒙古，由于蒙古国政府在朝鲜难民上采取合作的立场，凡是抵达蒙古的逃北者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往第三国。那些梦想着前往韩国的逃北者，不得不步行穿越中蒙边境之间的戈壁和草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过了河就安全了。”或者“看见俄文字母就安全了”。
　　另外一条线路是通过韩国教会的人际网络抵达云南，并从云南步行穿过中国国境抵达缅甸，越南，泰国等国，但这条线路似乎并不受人口走私集团所青睐，因为比走蒙古的成本高很多。
　　此外，通过青岛、烟台等韩国人社区较为发达的城市走海路抵达韩国的港口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组织偷渡者——无论是人口走私集团还是人权保护组织都会事先通知韩国政府进行身份确认，据一位接近韩国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这条线路中因为经常发现中国朝鲜族人冒充“逃北者”而不受韩国政府的“欢迎”。
　　所有线路中，最为奇特和漫长的的方式是从中国晖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然后沿着中俄边境向西向北，最终抵达俄蒙边界，从那里再进入蒙古，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线路的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能耗时数个月至数年。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条线路的耗时都在几个月以上，在抵达中国以后，希望在中国内陆穿行的逃北者们不得不在隐蔽所里隐藏数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过分瘦小，在人群中非常扎眼。”一位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离开朝鲜时，他的体重不到45公斤，而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后，他的体重增加到了65公斤——基本上可以冒充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韩国游客了。但对于有经验的“边防公安”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个子都矮很多”，一位前边防警察向记者表示。据调查，逃北者的平均身高为154厘米，比韩国人（162厘米）矮8厘米。平均体重为52公斤，比韩国轻8公斤。

　　　　遣返，不愿想象的噩梦

　　朝鲜2004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任何非法逃离朝鲜国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仅被强制接受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
　　据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朝鲜当局不得不从2002年开始放松了对遣送回国的“逃北者”的惩罚，那些仅仅为了不饿死而越境的朝鲜人不会被长期关押，而他们再释放后往往寻求再次“逃北”。吉林农村，已发现有被公安干警所查获的朝鲜妇女在被遣返几年以后又回到中国，看望他们和中国“丈夫”所生下的孩子。但是，朝鲜重新修订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势力接触的“叛国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惩罚。
　　多数逃北者都不愿谈论一旦被遣返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对于在朝鲜生活多年的他们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连坐”制度，一位年轻的女性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她计划出逃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商量过，但该名女性朋友顾忌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最终放弃了出逃的计划。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她‘叛国’，她的丈夫将被作为‘外国间谍’而公开处决”。这位逃北妇女在中国隐藏了数个月以后被遣返回了朝鲜，发现自己的丈夫和12岁大的儿子都被投入了集中营，告密者就是她的那位女性朋友，而她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组织上”的奖励——几袋粗粮。
　　2006年10月31日，天气预报表明，新的一股强冷空气即将南下，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将迎来漫长而严酷的冬天。

朝鲜边境地区集中营分布图

逃出朝鲜

 

　　　　　　离开朝鲜的日子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要活命就到中国去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 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已死去。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注：文中朝鲜人均为化名）

　　整整６年前的一篇老文，怀念我初到北京的日子。

　　　　　《欢迎来抢钱》

　　有篇美国人写的小说，用的这个名字，说的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银行职员整天想着强盗来抢钱。是的，他反正没什么指望了，而这类抢钱的案子多半也破不了，干脆乘机捞一把多好。当然，这和我们国家有个不同的前提：银行要求职员按照抢匪的要求照做。而不是和抢匪搏斗。

　　老实交代吧，在刚进银行工作的头两年，我是盼望着歹徒来抢钱的。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既不善于表达，数钱速度也不够快，要想出人头地，就得遇上抢钱的。这也有个前提，在１９９６年以前，我们看到和听说的轰轰烈烈的抢劫银行浪潮中，歹徒们用的多半是刀斧之类。也就是说，那是个冷兵器的英雄时代。还在中学里听“金融卫士”“二兰”的英雄事迹的时候，我就在畅想：有椅子有梭镖的，是我，未必不会活捉他一个歹徒，头上缠纱布、手上扎绷带，怀里捧鲜花，这是我们一贯塑造的英雄形象啊！

　　等我真的枯燥地坐进银行的柜台的时候，看着身边的狼牙棒、电棒、石灰鸡蛋，真是盼望他来上三两个不知死活的歹徒。想象一下吧，刀斧总不及这狼牙棒顺手，而且，椅子其实是比刀斧更好的近战武器。那阵子，我有空闲不是练习数钞票和算盘，而是玩哑铃。这是捷径啊！

　　我才到上班的地方报道的第一个小时，领导就让我天天晚上值班，很有股天降大任的感觉。

　　你没办法不这么盼望歹徒的到来。因为附近发生过的几起抢劫银行事件，歹徒们有时竟然连弱女子都对付不下。最笨的一位，在运钞车到达之前，持刀就上来了，结果和那位女孩子打了个平手！

　　报告会上，那位女孩子只是手掌上缠着纱布，彩旗飘飘，锣鼓宣天，我心里那个不服气和嫉妒啊！歹徒总不能让我赶上。

　　于是，我成了数钞票的一级能手。

　　等抢劫银行的冷兵器时代结束，我早不盼着有谁来抢钱了。关于抢钱，只是经常让同事们背诵各自在防抢预案中的任务，这倒不是为了准备歹徒，而实在是为了应付检查。拿着枪比画着你，狼牙棒顶个什么用？我是觉得非暴力不合作最好，保命要紧。当然，也就在这里说说。

　　前面那位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遇上了歹徒，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满心的感激，镇静地扔出大把的钞票，当然，也按照自己的防抢预案为自己揣了几把钞票。问题是，他一辈子的银行生涯已经注定是无法遇见抢钱的歹徒了，——那是他们银行的上司扮演的歹徒！

　　不过，我好歹还是亲自制止了一次跑到我这里抢钱的事件，活捉了她。

　　是的，是“她”。

　　那是前两年，我们银行正热卖六合彩的时候。我们柜台外，又开一间小屋子，窗口朝外，卖彩票。有天上午，卖彩票的小姑娘委屈地告诉我，她工作失误，给一个人兑了奖，却忘了把中奖的彩票收回，希望我做说明，并告诉下一班注意那人。

　　果然，下午，一位精悍的中年妇女拿着那张彩票又跑来兑奖。因为彩票在握，所以她也感觉真理在握，在发售窗口嚷嚷了一阵没讨到钱，竟然跑到里面，一把拉开小屋的门，到钱箱里直接去抢，和那小伙子扭打起来。正在柜台最里边屋子里的我突然听到鼎沸的人声，出来一看，柜台外挤满了跑来看热闹大喊大叫的闲人，等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一股热血从脚涌上头。

　　我冲了出去，是的，怀着对这种贪图便宜的无耻市侩的愤怒，怀着她居然敢跑进来抢钱的震惊，怀着好几年等候歹徒不来的失落，怀着对无数闲杂人员起哄的愤懑，我狠狠地揪住了她。等这个活泼的妇女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时，她已经被我拎到了大街，她瘫坐地上。

　　我这才忿忿做声：你这混帐东西！我等了你很久了！他妈的，你抢钱啊！老子杀你的头！

　　这个据说是一贯刁蛮的家伙，第二天向满面宽厚和气的我送了一张检讨书来。

　　然而，后来的某一天，在我离开柜台的某一天，我们几乎所有的网点都遭到了蒙面持枪歹徒的光顾。当时，大家正在学习怎么对付歹徒，怎么表态为保卫国家财产不惜牺牲生命，反复讨论生为某行人，死做某行鬼呢。

　　歹徒就来了。

　　据后来大家的回忆，有不少人当场就吓得瘫倒在地，勇敢而且身手敏捷的就钻进了桌子底下，更机灵的，一下就闪进了厕所——虽然预案中没有这么规定，但看得出来，他们训练有素。没有人能够得着武器，甚至连躲在桌子底下的人都没来得及按响报警器。但有一位我以前表现很好的女同事，在进了桌子底下一分钟后，发现没了动静，从桌子下面伸出手来去拿电话。但这个唯一的闪光点的情节打了个折扣，因为紧张，电话被碰掉了。那些没跑掉的，几乎全部按照歹徒的吩咐，往外扔钱。

　　这也许与都是女孩子有关，凑巧的是，当天只有一位男同事在场，而他该是最镇静的。他没有逃跑，因为桌子被反应快的同事给占了，而厕所虽然能容更多的人，但是被进去的同事给反锁了。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站起来，和歹徒交谈，他说：

　　“我是会计，不管钱，钱在出纳那里，她、她、她在桌子下面……”

　　这次演习后，全行迅速换上了防弹玻璃。

　　明年４月起，我们将告别纸制分币。报道此消息的《南方周末》在结尾已开始怀旧了，因为那“８分钱”一直是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于１９５５年，第二套人民币的其他面额钞票退出流通早已好几十年，“８分钱”是几代人的记忆。
　　纸分币的确早该退出现役了，早几年前，它就被人钱不当钱看，被折成菠萝、帆船之类的各种工艺品，搞得银行和商店经常缺少找零分币，停止流通，会使这种被拿来当工艺品原料的小画纸从此有了收藏价值。
　　不过，我关心和好奇的是，人民银行宣布纸分币明年４月１日起正式停止流通，但没有说什么时候停止兑换，我怀疑人民银行是否想到过这种纸币的兑换期限问题，也许停止流通之日就是停止兑换之日。虽然，有人拿了一小叠分币跑到银行要求兑换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但万一呢？
　　我关心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的兑换期限问题，始于第三套人民币被宣布在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停止流通、７月１日停止兑换。此前那套大团结、炼钢工人钞票银行只收不付，市面上的确不多见，但也绝不能说很少见。当时从宣布到兑换截止日之短，显然很难让老百姓都能有时间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到银行兑换掉。所以，人民银行后来又临时下了个文件，称“为照顾广大群众的利益”，第三套人民币延期兑换，至１２月３１日止。我看到过那份文件，上面最后奇怪地注明：“上述延期规定只限于银行、信用社营业网点张贴通知，不对外宣传。”
　　写到这里时，我甚至在想，我现在抽屉里就有几张一分的纸币，如果我装作不知道消息等到它已停止兑换后，故意到银行要求兑换会时怎样。为什么不呢？拒绝兑换即意味着你手上的钞票作废了，但纸币是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符号，是国家的信用，你说作废就作废？
　　如果是在美国，我这种找茬的想法想都别想，因为美国停止流通的货币是无限期兑换的，其中包括１９３１年金本位制崩溃、美元贬值前的版本。——１９２２年以前的美元与今天的美元外观差别不小，老美元尺寸为１７.８Ｘ７.３ＣＭ，现为１５.１Ｘ６.６ＣＭ，而且当年还有５００美元以上面额的钞票。
　　我知道会有人说，拿最发达富裕的美国做比较，那叫不顾中国国情。不过，无限期兑付停止流通货币的国家，据我所知，至少还有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国，就连经济不发达的泰国也实行无限制收兑政策。
　　德国是有条件的无限期兑换国，这个国家本世纪以来经历过多次重大币值变动。除二战严重通货膨胀期间滥发的货币不兑换外，此后的货币可无限期兑换，该国无限期兑换的钞票可上溯到１９４８年发行的西德马克，分两个版本，一为法国钞票公司的“法式版”，一为美国钞票公司的“美国版”。
　　当然，无限期兑换的实际意义不大，停止流通的钞票要是能被捂在手里超过三十年，那一定是被收藏了。所以，瑞士、荷兰等国没搞无限期兑换的花架子，一般停止流通的货币，给出至少三十年的收兑期。
　　因过了兑换期而砸在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人民银行对有无数据统计或在帐目上有所体现，这也是我好奇的事情。
　　最早对此给出专门称呼的，也是在中国，那是在将近一千年前。——不会有人对世界最早出现的纸币交子感到陌生吧。当年，交子、关子、会子、钱引这类准纸币由政府分界发行回收，开始是两年一界，发行新一界时，收兑上界，新一界停止流通则上一界停兑，过期未兑者，是为政府财政溢余，谓之“水火不到钱”。
　　也许，水火不到的人民币，相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小到实在可以忽略不计，但米卢大叔说的话挺有道理：态度决定一切。

　　政策报告书编号：韩国世宗研究所　政策报告书2004年第5号（总第52号）
　　政策报告书的主笔：郑成璋（世宗研究所　南北关系研究室　研究委员）
　　政策报告书的制作日期：2004年8月20日
 

　（译自韩国世宗研究所网站：http://www.sejong.org）
　　译者不详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在金日成主席60周岁的1972年朝鲜开始正式讨论接班人问题，在金日成主席62周岁的1974年，朝鲜正式确立了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从这样的历史经验看，朝鲜应该在金正日总书记60周岁的2002年开始讨论新的接班人问题，并于2004年正式确立新的接班人。
　　尽管金正日确定接班人的方式未必同其父亲金日成完全一致，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据叛逃韩国的朝鲜劳动党前书记处书记黄长烨透露，金正日为确立其与现任夫人高英姬的儿子金正哲为接班人，作为一种先期准备措施，于2002年夏天开始以军队为中心有组织地开始了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是活动。
　　而且，正如当年在接班人问题上同金正日形成竞争关系的金英柱（金日成的弟弟），于1973年交出其在劳动党内的仅次于金日成的第2号实权职务（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并从政坛引退一样，金日成去逝后劳动党内的第2号实权人物张承泽（金正日的妹夫，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部长为金正日兼任）也从2003年7月起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整个情形很像30年前历史的重演。
　　尽管搞清事实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有报道称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已于2004年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同时，也有报道称，高英姬已开始了对张承泽势力的清剿。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内部有关选定接班人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
　　但是，由于朝鲜体制的特殊性，我们在探讨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时面临着资料不足，信息不畅等方面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朝鲜已出现了选定接班人的一系列迹象，通过对这些迹象的分析，我们认为朝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对外宣布金正日的接班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及早研究朝鲜确定新的接班体制对南北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相关对策。
　　例如，金日成死后，朝鲜在巩固金正日体制的过程中，曾引起不愿接受金正日领导方式的前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叛逃韩国，而在金正日确定其接班人的过程中，朝鲜的一部分高层精英也可能进行反抗、发泄不满或为避免被清洗而亡命韩国。
　　尽管朝鲜高层叛逃韩国可以带来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但也可能给南北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朝鲜的接班人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朝鲜的内部问题。
　　在研究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时，如果不搞清朝鲜的统治理念，就会以“南韩中心论”的视角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因此，在研究朝鲜接班人问题时，首先必须搞清朝鲜“领袖论”和“接班人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报告还将在对朝鲜内部有关接班人问题的各种迹象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谁是金正日接班人的有力竞争者、朝鲜将在何时正式确定接班人等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同时，对韩国政府应采取的立场及对策提出政策建议。

　　　　　　二、朝鲜对接班人问题的认识

　　（一）“领袖论”和领袖的“接班人论”
　　在朝鲜，“领袖论”和领袖的“接班人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朝鲜认为：“主体的领袖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明了关于继承领袖伟业的接班人理论；接班人理论是对领袖观点的最全面、最正确的解读”。也就是说，“接班人论”是“领袖论”的核心部分。
　　金正日指出：“坚守和完成领袖的伟业是事关革命命运的重大问题”。朝鲜的理论家们认为，“继承领袖伟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深刻性等特点。
　　在朝鲜，领袖和“领袖的接班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位阶关系，但同时，两者又都享有神圣的地位。金正日认为：“同在劳动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领袖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样，在将劳动阶级的革命伟业进行到底的过程中，领袖的接班人也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朝鲜的文献中将接班人称作是“人民大众的首脑、统一团结的中心、党和革命的最高指导者”，并赋予其仅次于领袖的崇高地位。因此，尽管要求接班人要对领袖保持无限的忠诚，但领袖的接班人几乎拥有同领袖一样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在朝鲜，领袖的接班人就是“继承领袖的绝对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的未来的领袖”，因此，朝鲜认为，就像领袖的领导地位要代代相传一样，对领袖的忠诚心也要代代相传。
　　金日成死后，一些学者认为，领袖论在朝鲜逐渐消失了，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例如，朝鲜主要的治国理论之一的“强盛大国论”就主张要建设“以领袖为中心的强盛大国”。另外，朝鲜2003年发表的《金正日将军的朝鲜第一主义论》一文就曾引用金正日的话说：“以领袖为中心是我不变的观点，我始终主张领袖中心论”。在朝鲜也有许多文献干脆就将金正日称谓“伟大领袖”，例如《金正日的民族观》一书认为：“我们民族将金正日将军视为伟大的领袖，我们追随金正日将军是因为他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指导者。他无限热爱我们的民族，并拥有强烈的为民族服务的精神。他是深受南北方民众热爱和仰慕的我们民族的真正领袖”。
　　在朝鲜，接班人从领袖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特定的职务，而且同时也继承了领袖的“绝对地位”。因为，如果放弃了对领袖绝对地位的继承，就意味着金正日及其后继者放弃了属于领袖个人的绝对权力。几乎没有人相信金正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正因为领袖论与接班人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如果朝鲜不再强调“领袖论”，那么“接班人论”也可能随之消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朝鲜的各种文献，就会发现在朝鲜并未出现“领袖论”消亡的任何迹象，“接班人论”也未出现任何修改的迹象。
　　朝鲜的“接班人论”是为使金正日从金日成手中继承权力的行为正当化、合法化而提出的理论。在金正日已全面接管政权的今天，尽管有人认为“接班人论”应该消亡了，但实际上朝鲜目前仍在通过其设在日本的“救国前线”网站（http://ndfsk.dvndns.org）提供题为“领袖接班人论”的学习资料，并继续向海外的亲朝人士传播“接班人论”。通过这些例证，可以认为“接班人论”在朝鲜效力依旧，并可能继续成为金正日确定其接班人时的理论支柱。

　　（二）接班人的条件和宣布时机
　　尽管有人认为，朝鲜可能会避免在金家三代父子间传承权力的情况发生，但从朝鲜的“接班人论”来看，未来金正日将其权力继续传递给儿子的可能性非常大。朝鲜在指责“有人恶毒地将从与领袖有血源关系的杰出人物中选定接班人的情况称为‘世袭制’”的同时，指出这是一种“卑鄙的和反历史的思维方式”。强调接班人应具备“非凡的能力”和“崇高的信仰”，但是否与领袖具有血源关系并不是问题。那种认为不管其多么优秀，只要与其先任有血源关系就不能成为继任者的主张是“搬弄是非的、毫无道理的谬论”。也就是说，即使金正日继续将其儿子指定为接班人，只要其儿子是一位“杰出人物”，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朝鲜认为金正日的家族是“朝鲜近代史上为国家和民族勇于奉献一切的、最爱国的革命家庭”。因此，指定出生于“绝世的白头山伟人之家”的金正日的后代为接班人不但不会有任何问题，反而却是最有利的条件。朝鲜称“选定接班人问题是世代交替问题”，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希望将领袖的下一代选定为领袖的接班人”。
　　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朝鲜可能从金正日的儿子以外选定接班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将目光集中于金正日的妹夫，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张承泽。但是，张承泽与金正日之间只差4岁，只要金正日不出现意外情况，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指定与金正日同世代的张承泽为接班人。而且，最近张承泽的处境似乎并不好，他正在远离朝鲜的权力核心。
　　另外从朝鲜拥有封建色彩很浓的政治文化氛围的角度看，金正日从其儿子中选定接班人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前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在回答有关朝鲜内部是否会反对三代世袭体制时称：“无法反抗，反抗的话很快就会被处死的”。正如黄长烨所说的那样，由于朝鲜体制的特殊性，如果金正日指定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所有干部及民众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关于确定接班人的时机，朝鲜认为，历史上劳动阶级的领袖们确定继承革命事业的接班时只有“非常情况下通过遗言确定接班人和选举两种方式”。但是，由于这两种方式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无法避免给隐藏于革命事业领导层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或变节者们提供可乘之机，实际上在革命事业走上纯洁的、正常的轨道之前，采用这两种方式选定接班人往往会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为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进行到底，朝鲜通常选择领袖在任时确定接班人，并主张确定“领袖――接班人的惟一领导体制”。基于朝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上述理论，可以认为，朝鲜会选择金正日在任时确定其接班人，而宣布接班人的具体时机与朝鲜的经济形势及金正日的健康问题关系不大。
　　一些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在同韩国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日成宣布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很容易取得劳动党上层的认同。但现在朝鲜经济情况非常糟糕，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等重要政策尚处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因此，朝鲜暂时无暇顾及接班人问题。不过，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经济形势固然很好，但与金正日的功绩无关，可以说当时的经济形势与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无任何直接关系。这一点可以从黄长烨回忆录中关于当时朝鲜确定接班人问题的描述中得到印证。
　　现在朝鲜的经济状况的确不是很好，但已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苦难行军”时期，并开始出现增长，加上韩国、欧盟、日本等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其国内局势仍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情况的好坏不应该对金正日确定接班人问题产生多大影响。另外，由于体制和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朝鲜的经济形势恐怕都不会有显著的好转，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势不好朝鲜就无法确定接班人的话，那么，金正日可能到死都无法确定自己的接班人。
　　实际上，金日成当年确定金正日为班人的行为与经济因素没有多大关系，而更多地是承受了国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因为，1974年金日成正式将自己的儿子确定为接班人的行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空前绝后的行为。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均认为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悖，而不愿意认同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因此金日成直到1980年第6次党代会开幕之前才正式对外通报金正日为自己的接班人。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所剩无已了，而且朝鲜仅有几个“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冷战时期相比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金正日再次将自己的儿子确定为接班人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将会大为减少。
　　也有人认为，目前朝鲜因为核问题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无暇顾及接班人问题。但是，冷战后朝美关系几乎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只出现过极为短暂的缓和），目前因核问题带来的僵持局面并不是朝美关系的最坏时期。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朝鲜曾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可能对自己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但伊战后美国一直未能从在伊拉克不断遭受恐怖攻击的状态中脱身，与伊战时相比，朝鲜已恢复了对美国的外交自信。而且随着朝核问题北京“三方会谈”、“六方会谈”的不断推进，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朝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2004年以来朝鲜积极推进设立开城工业园区等经济开放措施的情况来看，现在朝鲜已经走出了除安全问题以外无暇顾及其它问题的最困难时期。
　　还有人认为，金正日为避免因确定接班人问题可能带来的“权力漏水”现象，而不会过早地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朝鲜认为，如果在领袖临终时才指定接班人，则极有可能发生接班人被野心家、阴谋家控制而无法接管权力的情况，因此主张在领袖健康状态良好时及早确定接班人。金日成从70岁起就患上了听力障碍，需要周围人的帮助才能更好地了解外部信息，但他仍然能至死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主要得益于受到了接班人的鼎力相助。现在金正日已年过60，早日确定接班人可以使自己的权力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否则，再过10年，假如由于健康原因导致控制政权的能力出现问题的情况发生，党内就可能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样金正日的晚年就会变得非常不幸。因此，为防止“权力漏水”现象的发生，金正日很可能参考30年前自己被确定为接班人时的做法，及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分阶段地将权力移交给接班人。
　　尽管金正日现在健康状况良好，但他已年过六旬，难说什么时候就会身患重病甚至死亡。金正日的夫人高英姬年仅51岁就已身患肝病和乳腺增生等多种疾患而生命垂危。如果金正日在身患重病后才指定接班人，尽管在金正日生前其接班人可以行使金正日赋予他的权力，但金死后，由于接班人来不及培养自己的势力及个人威望而很可能在权力斗争中再次失去权力。因此，从金正日的角度看，有必要在自己更加衰老之前确定并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种种迹象分析，朝鲜确定接班人的工作似乎已经展开。
　　1974年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的首要原因是，金正日是党内金日成惟一体制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加上他是金日成的儿子，不可能背叛领袖。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上，军方人物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此后林彪却企图暗杀毛泽东，这一事件对朝鲜的领导层冲击很大。此后，朝鲜便将“对领袖绝对忠诚”作为确定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在金正日看来，现在朝鲜似乎没有谁比自己的儿子对自己更忠诚。
　　据推测，与30年前相比，朝鲜迟迟不能确定接班人的原因不在于金正日的年龄，而在于作为接班人首要人选的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的年龄太过年轻，但从金正日的年龄看，朝鲜确定接班人的时间已不可能推迟的太久。

　　　　　三、朝鲜启动选定接班人工作的主要迹象

　　（一）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
　　2002年年底以前，韩国舆论普遍认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金正日与成惠琳所生）是金正日最可能的接班人，但2003年以后，韩国舆论开始认为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金正日与高英姬所生）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迅速增大。发生这种认识变化的原因是韩国舆论界得到并公开了朝鲜正在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内部文件。很多迹象显示朝鲜正在秘密地推进确定接班人的工作，其中最明显的迹象是朝鲜以军队为中心有计划地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
　　在金正日事实上的第一任夫人（未正式结婚）成惠琳在莫斯科去逝后，从2002年夏天起，朝鲜开始推进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工作。朝鲜关于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文件有很多，其中，被韩国舆论界获取并公开的是2002年8月朝鲜人民军出版社发行的一篇题为《尊敬的母亲是无限忠于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忠臣中的忠臣》的内部讲演文稿。这篇内部演讲稿称：“无限忠诚的尊敬的母亲在敬爱的最高司令官身边辅佐着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她就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陪伴在领袖父亲（朝鲜对金日成的专用称呼－译注）身边，并养育了革命后代的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一样，是我们全体人民军官兵学习的榜样”。该讲演稿还称高英姬“每次来部队视察时都教导我们应如何掌握与部队特点相适应的战争训练方法，同时向我们传达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有关人民军要进行作战准备的战略、战术意图”。2002年9月朝鲜人民军出版社发行的另一份演讲稿也主张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称：“在接受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先军革命领导的道路上，将领袖的思想代代相传，将领袖的精神、母亲（指高英姬－译注）的精神发扬光大”。综合已掌握的大量来自朝鲜的信息可以看出，高英姬已按照金正日的意图参与了军队内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娱乐，甚至包括作战训练在内的“将军的所有工作”。
　　朝鲜军队内部有关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演讲或座谈材料还有：《向无限忠于敬爱的司令官的尊敬的母亲学习！》、《尊敬的母亲是手把手引领我们人民军官兵走上对领袖忠诚之路的慈爱的导师》（注：在朝鲜除金日成、金正日之外高英姬是第一位被称作导师的人）、《将无微不至地关心战士生活的尊敬的母亲的温情和慈爱永远铭记心中》等。此外，朝鲜还发行了《金正日的先军政治与思想强军》等称颂高英姬的小册子。
　　尽管没有直接点出高英姬的名字，但事实上是在歌颂高英姬的歌曲也在大量涌现并推广普及。关于“尊敬的平壤母亲”（指高英姬）的歌曲主要有：《战士最高兴的时候》、《平易近人的我们的母亲》、《人民歌唱祝福母亲》、《感谢之歌》、《母亲和战士在一起》、《幸福》、《我们的母亲，朝鲜的母亲》等。
　　在朝鲜，如果没有金正日的指示或同意，对某一个特定人物搞个人崇拜是不可想象的。经过大量调研，我们发现了金正日同意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文献。2002年8月的文献记载，金正日说：“关于尊敬的母亲，她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支持我，为了我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忠臣在身边而感到无比幸福”。另外一份文件则记载了以下一些内容：“敬爱的最高司令官指出，尊敬的母亲最关心和热爱军队，她以亲生母亲的慈爱之心对军人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最近，她向部队赠送了薄荷糖、食品、毛毯、化妆品等物品，这充分显示了尊敬的母亲对部队的一片热心和关爱”。
　　尽管目前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主要在军队内部，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朝鲜会选择适当时机将其在全社会展开。2003年1月，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济州岛海女高珍喜参加反日、反美的“4·3抗争”，为1948年朝鲜建国而在南方组织地下选举，并当选济州岛地区最高人民会议代表赴平壤参加朝鲜建国活动的12集电视连续剧《汉拏山的回音》。这部电视剧被外界看作是朝鲜为把对高英姬个人崇拜推向全社会而做的前期准备。朝鲜播放《汉拏山的回音》的目的是，通过对北方人民与济州岛人民通过反帝斗争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描述，为将父亲出身于济州岛的高英姬确定为国母营造氛围。该电视剧将女主人公的名字设定为与高英姬相似的高珍喜，目的是将高英姬的形象与女主人公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使一般民众一听到高英姬的名字就想到电视剧中高珍喜“民族自主统一斗士”的形象。正如日本研究机构所分析的那样，推动高英姬的儿子到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任职可能也是该电视剧制作的目的之一。
　　2003年5月10日起，朝鲜重播了电视剧《汉拏山的回音》，进一步加大了朝鲜民众对济州岛的好感和关注。这从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后访问南方的朝鲜高官纷纷要求去济岛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另外，济州岛人访问朝鲜与韩国其它地方的人相比往往会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据说原因也是因为高英姬的父亲即金正哲的外祖父出身济州岛的原因。
　　如果高英姬被确立为国母，那么高英姬的两个儿子即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三子金正云被确定为接班人的可能性就会比金正日长子金正男（成惠琳生）的可能性大得多。因此，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也被外界理解为确定高英姬的儿子为接班人的前期铺垫。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2002年8月看了朝鲜的内部资料后说：“我认为金正哲会被确定为接班人，金正男绝对不行。在朝鲜历史上接班人往往均出自于国王最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成惠琳很早以前就失宠了，高英姬才是金正日最宠爱的女人”。
　　30年前朝鲜是在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后，才开展了对其母亲金正淑（1949年前去逝）的个人崇拜。但现在金正哲和金正云的年龄太小，而他们的母亲还在世，所以朝鲜也可能先通过对其母亲的个人崇拜，然后再从他们当中选定一人为接班人。
　　个人崇拜的开展使高人姬在朝鲜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上升，并使她逐渐拥有了仅次于金正日的政治影响力。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朝鲜内部文件中对高英姬“先军时代的忠臣，站在革命队伍最前列的尊敬的母亲”、“为了革命的发展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拥有独特功绩的、朝鲜的母亲”等称谓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另外，被视作是金日成死后朝鲜第2号实权人物的张承泽在2003年下半年起未再出现在公开活动中，其亲信也纷纷被解职或降职。据说发生这一情况的背景就是高英姬的势力要架空张承泽。这也是高英姬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的一个例证。

　　（二）张承泽及其亲信被清理
　　朝鲜在着手确定接班人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张承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同时张承泽的亲信势力被清理。1972年在金日成60周岁的时候，尽管金日成健康状况良好，但接班人问题还是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金正日与其叔父金英柱形成竞争关系，结果金正日在竞争中胜出，金英柱则卸任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退出朝鲜的权力核心。1993年，金英柱的公开职务是国家副主席，1998年修改宪法后改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名誉副委员长，众所周知这两个职务均是没有实权的虚职。
　　正如30年前金英柱失去权力一样，金日成死后朝鲜的第2号实权人物张承泽自2003年7月初陪同金正日视察慈江道江界市产业设施和教育机关后再也没有在正式场合露过面，似乎已经离开了朝鲜的权力核心。此后，除在2003年8月开始最高人民会议第11届代议员选举时媒体中曾出现过张承泽的名字外，连张承泽的名字也从朝鲜的媒体中消失了。尽管有人说张承泽曾经出席了2003年10月7日金正日就任劳动党总书记6周年中央报告大会，但在《劳动新闻》的相关报道中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在报告大会的参加者合影中也没有出现他的身影。
　　张承泽（58岁）长期担任掌管朝鲜党、政、军及保安机构高层人事权的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的第1副部长，是仅次于金正日的第2号实权人物，负责司法、检查、行政等高层国家机关的党组织生活和政策指导工作。其大哥张承宇（69岁）次帅担任负责平壤防卫任务的第3军军长，二哥张承吉（65岁）中将担任某军政治委员。此前，外界普遍认为张承泽是金正日突然有事时最有可能掌握朝鲜政权的人物。
　　有趣的是，在张承泽开始从正式场合消失前后，2003年7月4日，黄长烨在韩国国会议员会馆举行的“脱北者与朝鲜人权问题研讨会上依然认为：“金正日体制崩溃时，最有可能接管权力的人物依然是张承泽”，“金正男无法同张承泽相比”，“张承泽长期担任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在朝鲜的权力体制中大量安插了自己的势力”。也许是黄长烨的上述发言引起了金正日和高英姬的警觉，使他们认识到为消除确定金正哲或金正云为接班人的障碍，必须将张承泽逐出了朝鲜的权力核心，必须迅速消除张承泽的政治影响力。
　　由于张承泽在朝鲜权力体制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曾设想通过和平手段无法解决朝鲜核问题时，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来取代金正日体制。而美国人认为新体制领导人的合适人选就是张承泽和张承吉。关于美国的这一构想，韩国的《新东亚》杂志在2003年第9期上曾做了详细的介绍。也许美国人的这一构想，对已陷入困境的张承泽的处境起到了一种雪上加霜的作用。
　　张承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关于张承泽事件的原委有多种版本的传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2003年底张承泽因眼睛和心脏方面的疾病赴法国接受治疗，回国后健康状况不佳。
　　2、张承泽经常与主张经济改革的内阁总理朴凤柱之间就经济政策问题发生对立，引起金正日不快，将其降职，派他到党校学习经济学。
　　3、高英姬的势力为拥戴金正云为接班人，将张承泽彻底逐出了权力核心。
　　4、身处乳腺癌晚期的高英姬为在生前完成接班人构图而全力打压张承泽，金正日也对张承泽平时的专权不满，于是在平壤郊外的某个招待所将张承泽秘密除掉了。
　　5、张承泽因“宗派问题”和“滥用权力问题”被查处，目前被软禁在家中。
　　6、金正日将其兼任的劳动党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交给了次子金正哲，张承泽则由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改任统一战线部下面的对南事业部部长。
　　尽管以上说法各不相同，但结论都是张承泽失去了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这一要职，政治影响力迅速减小。在上述各种说法中，因“宗派问题”和“滥用权力问题”被查处的说法可信性更大一些。在朝鲜领导层中，除领袖或领袖的接班人外，任何人在自己周围凝聚势力都会被视为“宗派问题”，而张承泽正是在这一点上犯忌。过去金正日因其是自己的妹夫（金正日胞妹金敬姬的丈夫）而更多的是依重他，没把他的“宗派问题”看得太重。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时，张承泽的问题可能就变得难以容忍了。当然，其中可能也有高英姬一派的挑拨。
　　随着张承泽离开权力核心，张承泽一派的势力也迅速被清除。在张承泽的嫡系势力中，劳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第1副部长崔春晃被解职，送金日成高级党校接受再教育；贸易相李光谨、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朴明哲等被解职下放农村劳动；2003年7月任命的人民保安相崔龙洙在任职1年后被解职；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綦在龙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有报道称，大约有80余名张承泽系列的高级干部正在集中接受审查。与此同时，高英姬的亲信李治刚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李龙哲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负责军事问题的副部长。其中，李治刚获取金正日家族的信任取代张承泽职务的同时还兼任劳动党中央书记局责任书记，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张承泽的势力。
　　在张承泽的势力被系统地清除之后，即便有一天张承泽能够再次复出，也难以重新掌握实权，恢复过去的影响力了，而只能负责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或担任一些虚职。

　　（三）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
　　朝鲜在2003年10月6日召开的“全国先军青年前卫积极分子大会”上强调：“青年要成为先军思想及先军政治的信奉者和贯彻者，要使整个青年队伍先军思想化”。同年12月22日，《劳动新闻》强调要实现“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称“全社会先军思想化”是“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继续，是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新阶段”。
　　朝鲜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的做法与30年前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时推行“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金正日就是在积极推进“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被确定为接班人的。因此，人们推测这可能是候任接班人利用推行“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的机会构筑自己的政治基础。
　　据1979年出版的《朝鲜劳动党简史》记载，在金日成提出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纲领之后，劳动党中央强调：“全社会主体思想化工作是在革命和建设中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的事业的继续，具有将党的事业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的很大意义”。此后，金正日在1974年2月召开的“全党宣传系统工作人员讲习会”上宣布，“全社会主体思想化”是党的最高纲领；在同年7－8月召开的“全党组织系统工作人员讲习会”上，金正日又强调要把劳动党“主体思想化”。实际上，全党主体思想化在本质上就是在党内彻底建立和强化金日成的惟一领导体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金正日的接班人体制得到确立。因此，从以往的经验看，朝鲜在推行“全社会先军思想化”很可能与确立接班人问题有关。
　　朝鲜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宣布了全党、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纲领，强调要根据革命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将所有思想教育工作均统一到先军思想上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向人民讲清“先军思想的独创性和正当性”，讲清“先军思想的基础是主体思想”，要使所有人都“信仰先军思想，都贯彻执行先军思想”。其上述一系列做法与30年前宣布全党、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纲领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此后，《劳动新闻》等主流媒体经常通过社论等形式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工作，显出劳动党高层对这一工作的持续关心。

　　（四）“革命的首脑部”的提法发生变化
　　从1994年金日成去逝后朝鲜历年的《新年共同社论》看，1995年和1996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1次也没有出现“首脑部”，除1997年和1999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2次提到“首脑部”外，1998、2000、2001、2002及2003各年度《新年共同社论》均只提到过1次“首脑部”。但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却10次提到“首脑部”，而且用法也与2003年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2003年前的《新年共同社论》中提到“首脑部”时通常是以“誓死保卫‘革命的首脑部’”等形式出现的，而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却是在谈到领导体制和惟一领导体制时出现的，强调：“革命的首脑部提出了完成主体伟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它是领导党、军队和人民团结一心走向胜利的先军革命的伟大向导和广大军民的心脏”。根据主体思想的理论，提出正确指导思想的只能是领袖或领袖的接班人，因此，这里的“革命的首脑部”应该具有同党中央一样的地位。
　　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还强调：“在我们的先军革命队伍中，在首脑部的惟一领导下，万众一心步调一致，保持了更加严明的纪律和秩序，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决死贯彻党的政策的革命风纪”。据调查，这是朝鲜第一次提出“首脑部的惟一领导”概念。在能够确保最高领导人有无限的绝对权力的朝鲜政治体制中，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朝鲜至今强调“领袖的惟一领导体制”的原因所在。
　　朝鲜经常强调“领袖的惟一领导体制”，有许多文件中也经常谈到 “接班人惟一领导体制”。因此，“首脑部惟一领导”从理论上说，就是要确立金正日惟一领导体制和金正日接班人的惟一领导体制。当然，在尚未确认朝鲜领导层内部确立金正日接班人的准确信息之前，得出上述结论可能有失谨慎，如果将张承泽被清除权力核心事件与“首脑部的惟一领导”概念的提出联系起来，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是朝鲜确定接班人问题的两个具体步骤。
　　2004年1月22日《劳动新闻》的一篇政论文章强调：“广大军民的心脏――革命的首脑部就是金正日同志”。从“亲爱的指导者”到“伟大的将军”，从“党中央”到“革命的首脑部”，媒体对金正日的称谓变化说明，在朝鲜“革命的首脑部”就是指金正日个人。但是，在其它一些社论或政论中也出现过“以金正日同志为首的革命的首脑部”的说法，也就是说，“革命的首脑部”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复数。
　　以上对于“革命的首脑部”含义是指“金正日一个人”还是“以金正日为首的”的问题上，曾在韩国的研究界引起混乱。综合历年朝鲜《劳动新闻》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可以看出，“革命的首脑部”从广义去理解时，可以理解为以金正日为核心的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从狭义去理解时，则是指金正日个人。
　　实际上朝鲜最早从2003年3月起开始在《劳动新闻》的社论或政论中强调“党、军队和人民要紧密地团结在首脑部周围”，从而对“首脑部”赋予了与以往不同的含义。在2003年7月朝鲜出版的《金正日将军的朝鲜民族第一主义论》一书指出：“在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主体的祖国，党、领袖和人民大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符合先军时代要求的社会政治集团，党、军队和人民发扬同心同德绝死捍卫领袖、同心同德贯彻领袖指示的英勇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的主体祖国实现了向更高阶段的转型，政治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第286行）。在这里，“首脑部”几乎就是领袖的同意词。朝鲜的先军政治强调的不是“先军后党”而是“先军后劳”，因此，军队处于一种联结党和人民的重要位置。
　　在最近《劳动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尽管“首脑部”的含义仍可以理解为“领袖”，但也隐含着“最高指导部”之类的复数含义，而难以像以前一样解释为专指领袖个人。在朝鲜的辞典中，“首脑”一词被解释为“（国家或国家机构、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人”，明确是一个单数词，因此，与“首脑部”相比，首脑一词更能明确地表达出专指领袖一个人的含义。
　　因此，“首脑部”通常被理解为带有复数含义。从2003年起“首脑部”一词被频繁使用，并且这一现象与朝鲜在军队中发起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的时间正好吻合，因此，不能排除“首脑部”是具有“金正日及其即将指定的接班人”的复数含义的可能。

　　（五）重新派遣三大革命小组
　　20世纪70年代初，为巩固金正日的政治地位，三大革命小组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几年前朝鲜又开始恢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中断的向基层派遣三大革命小组的工作，从而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从1973年2月起，朝鲜为消除在全社会蔓延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利己主义、保守主义、消极怠工、创造力不足等不良倾向，开始向基层派遣以推动生产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三大革命小组。三大革命小组以党的干部为核心，成员包括技术人员、青年先进分子等，主要是通过用科技知识武装新一代青年，推动技术革新。1974年2月金正日被指定为接班人后，三大革命小组被定义为金正日的近卫军和护卫队，成为直接受金正日领导的突击队。小组成员按照金正日的指示行动，并将全国的情况报告给金正日。在三大革命小组运动的推进过程中，许多小组成员入党提干，在世代交替过程中走上领导岗位，并成为支持金正日的政治基础。
　　从1995年未起，三大革命小组基本上停止了活动，但从2001年起又重新活跃起来。2003年12月12日的《劳动新闻》中有一篇报道称：“派遣到各工厂、企业及农业部门的三大革命小组，为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最近几年间共实现了1150余技术革新”。
　　从经济角度看，派遣三大革命小组是一种推动技术革新的手段，但从政治角度看，派遣三大革命小组则是接班人以年轻人为中心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朝鲜重新派遣三大革命小组也可能是金正日为其儿子成为接班人构筑政治基础的举措之一。

　　（六）世代交替进程加快
　　最近几年，朝鲜世代交替的步伐不断加快。表面上看其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后在朝鲜社会兴起了实用主义之风；二是2002年朝鲜推行了“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但是，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部门，朝鲜的世代交替几乎在所有领域快速展开，因此，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这背后的深层背景很可能与确定接班人问题有关。
　　20世纪70年代初，金正日为便于掌控“社劳青”（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相当于中国的共青团――译注），曾在金日成的支持下大幅更换了“社劳青”的领导人。在金正日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前3年的1971年2月，朝鲜召开了各道、市、郡、工厂、企业、大学的党委青年部长和“社劳青”委员长会议。会上，金正日指示“社劳青”的干部要进行世代交替，于是20世纪30、40提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纷纷退出社劳青。到1972年，“社劳青”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年龄降至30岁，到1977年各道“社劳青”委员长的年龄普遍降到了30－31岁。
　　最近朝鲜快速进行的世代交替很可能也是根据金正日的指示进行的，其中可能即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因素。外界注意到，朝鲜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时机与其推行经济管理改善措施的时机几乎完全一致。过去，金正日总书记一直将那些抗日游击队时期的元老们安置在军内象征性的高位上，而让自己的亲信们在这些元老们的手下掌握实权，但最近，那些元老们纷纷退役，他们的职位则由“革命第2代”接替。
　　2003年，李乙雪、白鹤林、金铁万等抗日游击队时期的元老们纷纷退出国防委员会中的领导职务，其位置被人民保安相崔龙洙和新人白世峰所取代。此前一直被抗日游击队元老们占据的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人民保安相等职被“革命第2代”所取代，说明朝鲜军方高层的世代交替工作已经完成。当然，军方的世代交替并未只局限于高层。据悉，自2003年9月起，朝鲜人民军一线各军的军长全部换成了40－50岁的人担任。军以下的干部则由更年轻的军官担任，据说旅级指挥官一般都换成了30多岁的人担任。
　　在经济部门，世代交替的步伐也在2002年“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之后迅速加快，工厂、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由60多岁的人换成了30－40岁的年轻一代。大安重型机械联合企业和千里马制钢联合企业等大型企业目前均由三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出头的人担任厂长或经理。
　　在从事对南工作的领导人方面，2004年初来首尔（汉城）参加部长级会谈的北方代表还是60多岁（1943年出生）的内阁责任参事金龄成，而从2004年5月在平壤召开的第14次南北部长级会谈起，北方的代表便换成了40多岁（1959年出生）的内阁责任参事权浩勇。此外，近年开始接手对南工作的年轻干部还有内阁责任参事申炳哲、民族经济联合会秘书长金春谨、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全钟洙等。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朝鲜如此大范围、快速地进行权力机构世代交替的主要背景之一，就是金正日为其接班人逐步掌握政权、扩大政治影响做准备。

　　　　　四、金正日确定接班人问题展望

　　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内，研究人员普遍认为金正日确定接班人时会从其长子金正男（1971年出生）和次子金正哲（1981年出生）之间做出选择。黄长烨也认为金正日从其儿子以外的人物中选定接班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这里仅就金正男、金正哲（或金正云）之间谁更可能成为接班人问题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一）金正男的才智、身世及接班的可能性
　　当年金日成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的理由不仅因为金正日是其长子，金正日拥有卓越的政治敏锐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人认为，如金正日一样，金正男也拥有卓越的政治敏锐力。金正男的姨母成惠琅在其出版的一本名为《藤树屋》的书中写道：“正男政治上早熟，从小就有很强的政治敏锐力”，她还说：“金正男聪明、反应快、判断力强。他还继承了母亲成惠琳的艺术才能，是一个经常能使人发笑的快活的男子”。曾与金正男有过多次直接接触的“北风事件”的主角尹洪准也说，金正男接受了良好的接班人教育，非常聪明，反应敏捷，如其父金正日一样说活的速度很快，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他还说金正男说话和走路的神态都很像金正日。综合与金正男有过直接接触的各方面人士的证言可以确信，金正男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正日的性格和才智。
　　但是，尽管金正男具备了接班人的才智和政治敏锐力，但由于生母的原因，其在竞争接班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决定性的不足。金正男的生母成惠琳在1970年与金正日秘密同居之前，曾与著名小说家李箕永的长子李平结婚，并生下一女，是一位有夫之妇。因此，在儒教等保守传统文化盛行的朝鲜，成惠琳难以获得“国母”地位。而且，尽管成惠琳深得金正日宠爱，但因身体原因从1973年起便常驻莫斯科养病，并于2002年5月在莫斯科病逝。生母成惠琳的身世可能是金正男成为接班人的最大障碍。另外，成惠琳的外娚李一男（又名李汉英）和姐姐成惠琅等纷纷亡命海外，也是金正男成为接班人的消极因素。
　　（二）选择金正哲（或金正云）接班的可能性
　　目前，朝鲜柔道的创始人高泰文（在日本的朝鲜人，祖籍韩国济州岛，20世纪60年代回到朝鲜――译注）之女高英姬与金正日之子金正哲在竞争接班人的问题上处于相比有利的位置。据悉，金正哲在瑞士国际学校留学归来后，在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或宣传鼓动部任职。也有人说金正哲同时在组织指导部和宣传鼓动部两个部门任职。金正哲目前在劳动党中央的职位对其竞争接班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年，金正日从1964年6月19日起，开始在劳动党中央任职。在朝鲜出版的名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灭业绩》（20）一书中，将金日成安排金正日到党中央工作一事称为：“包含着培养金正日同志为党的领导者，解决党的领导权继承问题的深思熟虑”。1995年10月，金正日回想起那段经历时，对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们说：“我那时候如果到其它部门工作的活，就不会有30年的领导党的事业的经历了。这里面包含了领袖培养我的良苦用心”。因此，金正哲目前在党中央工作可能也包含着金正日要将其培养为党的领导者的意图。
　　高英姬虽然也有出身于日本的不足，但不具有类似成惠琳的离婚经历以及长期不在国内等成为国母的重大阻碍因素。金正日现在最宠爱的是高英姬，而且在金正哲出生后，他还把对金正男的父爱逐渐转移到了金正哲身上。成惠琅1989年曾说：“正日书记已另有新家，他甚至连其深爱的长子都不顾了”。
　　现在，在朝鲜内部，有人将金正男称为“庶长子”，而将金正哲称为“嫡子”。回顾过去历代王朝的历史，“庶长子”往往在“嫡子”出生前深受父王宠爱，而一旦“嫡子”出生，“庶长子”的地位就会日渐衰落。因此，许多人认为金正男从1997年起开始准备接班的说法并不准确。直接参与对朝经济援助工作的某位高层人士2002年1月曾对笔者说：“金正日的接班人非金正哲莫属”，并披露“朝鲜内部称金正哲为‘总会长’”。他还说：“在朝鲜的政治势力中，金正男的势力只点15%，金正哲的势力则占到了85%，而且两人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他还断言：“（以2002年为基准）快则3年，慢则5年朝鲜的接班人问题就会明朗化”。由于在朝鲜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性舆论调查，因此对于上述提到的金正男与金正哲政治势力对比的具体数值可能并不可靠，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目前在接班人的竞争中，金正哲与金正男相比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参与对朝经济援助工作的人士中也有人持相反主张。有人认为，在最近朝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争论中，金正男比金正哲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劳动党的元老和军方都“决死支持”金正男，因此，金正日除金正男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朝鲜从2002年起以军队为中心系统地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及在党中央工作的是金正哲而不是金正男等事实，金正男得到更多支持的说法似乎并不具有太多的说服力。
　　最近，金正哲的胞弟、金正日的三子金正云（1983年生）也作为接班人的有力竞争者开始有到外界的广泛关注。据说，金正哲的艺术才能很像金正日，但作为领导者的才智不足，金正日曾评价说：“这孩子不行，太像女人”。于是，高英姬便努力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培养成接班人，她甚至让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称金正云为“启明星大将”。但是，由于外界对金正云的情况缺乏了解，甚至不知道他从事什么职业，所以想证明“金正云接班说”的可信度还需搜集更多的证据。
　　（三）确定接班人的时机展望
　　朝鲜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引用了金正日的“我们党要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业绩，将金日成同志开创的伟业代代相传，坚持到底”的指示。历史证明，在朝鲜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代代相传”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要将事业进行下去之意。20世纪70年代初，当金日成直接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没过多久朝鲜就指定金正日为接班人。因此，朝鲜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很容易让人想起与接班人问题有关。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朝鲜在新年共同社论中强调“代代相传”可能预示着接班人问题会在不久的将来明朗化。
　　除对高英姬开展个人崇拜、张承泽离开权力核心等事件外，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给人以接班人问题正在取得进展的印象。其中之一是在2003年8月首次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2003年9月又在最高人民会议第11届会议上首次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的白世峰的年龄和长相被人为的遮上了一层面纱。朝鲜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大部分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所以，如果事实真的如部分研究人员猜想的那样白世峰是金正哲的假名，那么，金正哲现在已经掌握了军队。当然，关于白世峰的情况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①认为白世峰是一位60多岁的中将，他不过是一位为金正哲成为接班人做铺垫的过渡性人物。②称白世峰属于年轻一代，他以第2经济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身份，取代了年事已高的第2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金铁万，正在领导第2经济委员会的工作。③认为和第2经济委员会的责任书记不是一个人，他是护卫总局作战部长出身，目前代行护卫总局司令之职，2003年4月金正日访华时，他任随行护卫总指挥。总之，关于白世峰的情况目前还是一个迷。另外，在2004年3月召开的第11届最高人民会议第2次会议主席团中还出现了一个朝鲜媒体从来也没有关注过的、在朝鲜的对外活动中也从未露过面的、被称作李先生的神秘人物。有人认为他可能是金正日的儿子。
　　有人认为，金正日正在采取能使其儿子逐渐掌握军队的措施。最近，朝鲜在人民军总政治局属下新设了专门负责金正日视察部队时事前准备工作的行政副局长，该职务由曾担任总政治局负责组织工作的副局长玄哲海大将担任。所说，行政副局长的实际任务是协助金正哲和金正云接管军队工作。综合各种相关信息来看，朝鲜似乎已经内定了接班人，剩下的只是什么时候正式对外宣布的问题。考虑到1974年朝鲜选择金正日的生日之际宣布其为接班人，因此，如果金正日选定金正哲为接班人，那么快则在今年或明年的9月25日前后，慢则在数年内朝鲜就会正式对外宣布。
　　2005年是朝鲜解放60周年、劳动党建党60周年、金正日提出先军政治10周年、6·15共同宣言发表5周年的特殊一年，朝鲜可能在这一年召开第7次党代会。尽管从过去的经验看，确定接班人与党代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也不排除金正日会通过召开党代会、修改党章等措施来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
　　最近，高英姬在巴黎治疗乳腺癌回国后，朝鲜斥巨资从法国购买了豪华棺椁，并用专机运回平壤，由此可见，高英姬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一旦高英姬病逝，金正哲（或金正云）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这可能对其接班问题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由于朝鲜内部已将金正哲和金正云视为“嫡子”，使金正哲（或金正云）在接班问题上处于相对比较有利的位置，只要有金正日的支持，即使高英姬不在了，朝鲜的接班人构图也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五、政策建议

　　（一）改变对朝鲜接班人问题的认识
　　为了正确地了解和把握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我们必须改变以我们的视角，即以南韩中心的视角。朝鲜通常是以“准备论”和“继续革命论”的观点看待接班人问题。朝鲜的政治文化中残存着许多强调“忠诚心”和“孝心”之类的封建因素。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朝鲜接班人问题时必须好好把握的问题。
　　现在金正日刚刚62岁，可以说还比较年轻，但是确定接班人后，确立“接班人惟一领导体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即使是现在就确定接班人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朝鲜认为：“在领袖生前选定接班人，接班人则可以直接辅佐领袖，落实领袖的思想，为领袖分忧解愁”。所以，从朝鲜的理论看，现在金正日真的到了该确定接班人的时候了。
　　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积累了20年的辅佐金日成的经历。在这20年间，金正成与金正日之间基本上没有形成矛盾关系，而是真正意义的辅佐关系，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权力漏水”现象。因此，认为朝鲜“领袖”与“领袖的接班人”之间会形成矛盾关系的看法是不合实际的。
　　如前所述，朝鲜已经表现出许多确定接班人的迹象，现在我们应该从政府的层面对朝鲜的接班人问题给予持续的关注，必须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综合分析，及时掌握相关动向。朝鲜的接班人问题不仅是金正日的权力向其接班人逐渐移交的问题，更是将对朝鲜的内政、南北关系及对外政策等带来诸多影响的重大问题，因此，可以说即是朝鲜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的问题。

　　（二）对朝鲜领导层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预置对策
　　在金正日准备确定接班人以及确定接班人后巩固接班人地位的过程中，朝鲜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就像1997年黄长烨叛逃韩国时一样，急切地将朝鲜高官的出逃事件看作是朝鲜体制崩溃的前兆往往是错误的。
　　韩国政府应对有关接班人地位被削弱或高官外逃等可能发生的事件预置对策。2004年7月，468名“脱北者”大举进入韩国事件使朝鲜的对南政策迅速趋向强硬，并中止了原定2004年8月举行的第15次南北部长级会谈。这说明，朝鲜高官叛逃韩国事件是可能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敏感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朝鲜高官向韩国指出避难申请等情况时，为将其可能对南北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政府必须谨慎处理。但是，一旦朝鲜外逃高官已经进入韩国，为从其口中获取相关情报，政府则应该积极接纳，妥善安置。同时，为使外逃的朝鲜高官与美国相比优先选择前往韩国，政府应对他们亡命时的待遇、到达韩国后的管理方式等问题及早制定万全之策。

　　（三）掌握朝鲜接班人的才智和政策取向
　　金正日的权力向其接班人移交后，朝鲜现在的领袖个人绝对独裁的政权体制也会原封不动地传接下去，朝鲜人民依然不会享有政治自由。因此，金正日的儿子成为接班人后，韩朝之间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基础的和平统一依然难以顺利实现。但是，从我们的国家利益考虑，政府不应该一味地只是对朝鲜的“三代世袭”体制进行批判，而应对朝鲜接班人的才智、政策取向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深入检讨朝鲜确定接班人对其内外政策及南北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
　　从朝鲜的政治文化来看，即使金正日从其儿子以外选定接班人，那么一定是金正日认为这个人会比其儿子更能确保朝鲜独裁政体的稳定。尤其是，金正日如果从军方人士中选定接班人的话，那么与金正日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相比，新的接班人将会更加依靠军队来治理国家，在对美、对南政策方面也将会更加强硬。
　　正如曾经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比那些只在中国境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更加积极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样，金正日的几个儿子均有留学瑞士的经历，他们与那些在朝鲜国内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同时，由于金正日的儿子都曾留学欧洲，因此不论哪个被确定为接班人，都可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强烈的亲欧洲倾向。
　　从2000年起，朝鲜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亲欧洲倾向的主要目的是，谋求从欧洲国家获取克服经济困难所需要的人道支援和开发援助，以此瓦解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此外，金正日的儿子均曾留学瑞士，对含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欧洲式资本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也是朝鲜表现出亲欧洲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金正日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韩国政府应从努力扩大朝鲜改革开放的角度考虑，加强同欧盟及欧洲各国的对朝政策协调。另外，从金正日儿子留学的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的角度考虑，今后在举行第2次南北首脑会谈或进行对南宣传中，朝鲜也可能更加强调中立化统一。最近，朝鲜在南北接触中，开始强调含有排除外势意思的“我们民族之间”的原则。“我们民族之间论”实际上同“中立化统一论”存在着理论上的“亲和性”。因此，在推动第2次南北首脑会谈时，我们应事先准备好朝鲜提出“中立化统一论”主张的应对理论。

　　（四）活用“济州岛牌”
　　由于高英姬的父亲出生于济州岛，所以朝鲜在南北首脑会谈后对济州岛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如果高英姬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那么朝鲜对济州岛好感倾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韩国政府应充分利用朝鲜领导层对济州岛的好感，努力改变朝鲜对南北高层交往的消极态度，以将济州岛确定为南北交流场所为诱饵，取悦朝鲜，推动第2次、第3次南北首脑会谈及南北国防部长会谈的举行。另外，在南北关系陷入僵局时，政府还应充分利用济州岛民众访问朝鲜等机会，打开南北关系的新局面。
　　（五）制定活用朝鲜内部的世代交替的新战略
　　金正日在确定接班人的过程中，朝鲜上层加快了世代交替的步伐。世代交替的进行使朝鲜领导层的实用主义倾向得到加强，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出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新战略。这些没有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年轻一代全面走上朝鲜的高层领导岗位，将给南北和解与合作带来更大的空间。因此，从引导朝鲜发生变化的长远政策考虑，政府应该加大对南北青少年交流的关注和支持力度。同时，为配合朝鲜“对南工作人员”年轻化的步伐，韩国政府如果也能大胆启用年轻有为的人才，并使其参与到南北会谈当中，将有利于南北之间达成更多的协议。

 

　　　　　世界上党性最强的那个人去了

　　

　　昨天接消息，王光美因多处器官衰竭于１０月１４日凌晨３点４２分去世。
　　本来一直准备做个文革特刊，联系好了要采访王光美，因她一直住院，未得成行，后来特刊也无形中取消了。
　　王光美女士是共产党人的夫人中形象气质最非凡的一个，在５０多年来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中选一个最胜任第一夫人角色，我当然选王光美。王出身的家庭和她的教育背景使之迥异于５０年来共产党要人的夫人。在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初期，如果旧时代精英说要从个人形象上找到新政权可期待的影子，无疑，那应该是王光美。
　　然而，也正是这个人，在我看来，也是共产党建国以来党性最强的一位，党性战胜了她身上的人性。经过十余年的家庭巨大悲剧后，王家的客厅正墙上，一直挂着１９６２年毛看望刘少奇一家时的合影。她在这间客厅里，在那张毛处于中心的照片下，多次接待过毛的后人，仿佛导致他丈夫死去，儿子自杀（虽非其亲生）的事不曾存在过，仿佛一直挂在墙上的那个人不曾挖空心思要害死她的丈夫。
　　多年前，看着她无声地捧着她丈夫的骨灰盒，用脸贴着亲了又亲，我很难相信，即使以她的教养不会表达出对毛一家的仇恨，但怎么可能会有今日的举动？
　　我手中还有公审江青的照片，在江青女士被押着踉踉跄跄上被告席的一张照片上，旁边冷观的一排侧脸中，其中一位就是王光美女士，摄影者告诉我，他也是后来无意发现两人居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的。另外一张照片上，王光美清矍的脸在其中最突出，因为她白色翻出来的领子在一片黑色中特别抢眼，因为她庄肃的表情迥异于其他人，她身上的凛然能直接从照片里刺出来。她和那个挣扎着、狞厉着、永远做作着的第一夫人是多么的不同。
　　尽管法庭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到了前伟大的旗手身上，但一旁静听的王光美女士怎会不知江青说她一切是奉伟大领袖的命令？
　　但照片却被供奉在她的客厅正中央.毛的孩子们被请到她家来叙旧，暖意融融的和解、伟大的相逢一笑抿恩仇，不断出现在全国大小报纸上。
　　我想她是看透了一切，她早就知道，对她的命运，当年恩来总理上给伟大领袖的批示是处决，领袖大度地一挥：刀下留人。
　　看透了，戏照演，家破人亡一风吹。还有谁的党性比她更强？
　　其实，当时想采访她，就是想在问过各种鸡毛蒜皮后，轻轻试探她，是否还在坚强的党性后，有一点点人性的流露。可惜，再也问不到了。
　　王光美女士安息。

 

　　　　　阿斗的后代总督亚美尼亚？

　　作为一个业余军事发烧友，像《世界军事历史全书》这样的书是必备的。但看到这本１２００页厚、３７０万字的书之前，绝对不会相信世界上还真有“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重要军事活动”的书。即使我再白日做梦，退休后写写古代军事的东西，也绝对不敢有如此疯狂的妄想，然而，这本书现在就在我桌子上。

　　这样厚的书够我看一辈子的了，所以买来不必急着猛看，不过，刚一到手，还是忍不住好奇了一下，但是，半小时后，我很对这部获得了你可以想象的赞誉的巨著产生了强烈失望，这不奇怪——作者仅为一个人时，想把人类全部军是史都搞个大概清楚，他该拥有怎样广博的知识！
　　
　　我相信作者Ｔ·Ｎ·杜派对欧洲战争史的把握和概括会准确得多——至少以我很业余的水平看到公元前后的罗马这段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他对欧洲之外的军事史掌握的水平就实在非常可疑了，虽然欧洲之外的世界占的比例显示出作者很难避免的欧洲中心论。

　　说说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部分吧。关于秦国的军事，作者介绍说，秦国军队的支柱是骑兵，这好象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相符，至于军队的编制体制，作者说秦制此后流传了超过１５００年而未发生变化，这个说法显然也是错误的。类似的细节错误非常多，本书的翻译团队时不时要在括号内插入一段纠错文字，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被他们忽略。比如，李广利为了获得良马征讨大宛，大宛所在地点，书中把它向东南移动到了好几百公里外的塔里木盆地，其实是在费尔干纳盆地（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

　　其实，令我好奇地打开此书的最重要原因是，我想看看那段广泛传播的甘延寿俘虏罗马军团的八卦猜想是否被此书收录。一看，果不其然。在第四章的东亚篇的“索格提埃之战”（即甘延寿和陈汤在康居郅支城破匈奴余部）条目中，“匈奴”二字干脆都省略掉了，直接写“这支远征部队可能与罗马军团交战过，并击败了罗马人”。

　　不过，对这支罗马人的来源，作者不象是通常那样认为是克拉苏征帕提亚的余部，而是给出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答案，——在我看，显然似乎更合理些：“这支罗马军队很可能是安东尼入侵安息军队的一部分。”把这支“罗马军队”的来源往安东尼身上靠，显然在时间上更近些，该书的相关条目上，与破郅支之战同发生于公元前３６年，而克拉苏覆没与此战之间横跨了整整１７年！那些罗马兵该老成什么样子了。
　　
　　关于古罗马人是否汉朝军队作战过，我以前写过一个《从附会到扯淡——古罗马人是如何“跑”到甘肃永昌的》，后来才知道，其实还有更严厉的反驳证据我并不知道，不过，写了也没用。有位名叫萨苏的大侠硬说马超的军队深受古罗马军团影响，找了许多说书人的东西搬来做证据（——好象没有《三国志》什么事），这种文章满世界转贴，而我这种破坏浪漫想象的反驳文章既然无人理睬，由它去吧。甘肃永昌那样的穷地方，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由头，对经济发展或有好处，万一呢。

　　郑重其事地把汉朝ＰＫ罗马放到书里还不算奇，此书最奇的地方是：刘阿斗的后代总督亚美尼亚！

　　这个大八卦在此书中所占篇幅远比罗马ＰＫ汉朝更长，我仔细说道说道一下吧，我亲爱的同事释永刚根据罗马ＰＫ汉朝的八卦写了Ｎ篇报道，出了《西北望》和《迷失的兵城》，也许这个八卦给他启发后又能要他写出两本畅销书来呢。

　　在第六章的“西南亚”和“东亚”篇里，在三个条目中涉及到了刘阿斗的儿子——刘的儿子在此书中名叫“马姆哥”。涉及到“马姆哥”的条目兹按时间顺序全文照录如下：

　　“２３４－２６４年，蜀国衰落”条：
　　诸葛亮去世后，蜀国很快衰落，最终被魏国将军司马昭征服。失败以后，蜀军的残余势力，可能还携带他们的家眷，在一位蜀汉王子的率领下向西流窜，穿过新疆，进入波斯境内。在波斯的历史上被称之为马姆哥。波斯的沙普尔一世对他们到来表示欢迎，他们开始为沙普尔一世效力。数年后，已成为晋帝国皇帝的司马炎，派人前往波斯，要求沙普尔一世交出马姆哥及他的家眷，否则晋帝国就用武力来解决。由于面临着同罗马的战争，沙普尔希望能同晋帝国保持良好关系，他将马姆哥与其部属送往亚美尼亚，然后告诉司马炎他们已经被流放到“地球边缘的死亡地带”，很快就会死去。这可能使晋帝国的皇帝感到十分满意。

　　“２６４－２８８年，波斯占领亚美尼亚”条：
　　由于被伍德奈斯击败，波斯的势力急剧下降，在广大的统治区内四面楚歌，其统治摇摇欲坠，但沙普尔仍牢牢控制着整个亚美尼亚。他任命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蜀汉王朝流亡王子马姆哥为波斯驻亚美尼亚的地方总督。２７５－２８８年，马姆哥率领中国骑兵部队镇压了亚美尼亚贵族的叛乱，维持了波斯对亚美尼亚的正常统治。

　　“２８８－３１４年，亚美尼亚的梯里达底三世统治期”条：
　　戴克里先决心重新恢复罗马对亚美尼亚的统治。克斯罗伊的儿子梯里达底曾早罗马避难，戴克里先派这位亚美尼亚王子返回了亚美尼亚。梯里达底在一支罗马小部队的保护下回国，首先遭到马姆哥的抵抗。梯里达底逐渐取得了亚美尼亚贵族的支持，举行起义反抗波斯统治和他们的中国雇佣军。马姆哥发现自己得不到波斯的支持，就改变了立场，转而帮助梯里达底统治亚美尼亚，并把残余的波斯军队赶了出去。梯里达底的地位巩固后，于２９３年入侵亚述。

　　我一点不怀疑，Ｔ·Ｎ·杜派在处理蜀汉灭亡和亚美尼亚灭亡时，存心牺牲其他人、事，以迁就他发现的这个巨大八卦。

　　到底怎么回事，希望有心人一起参与分析。

　　顺带说一下，关于这个“马姆哥”，刚刚查到最近还有另外一个《环球时报》版。在《三国时期逃过灭门大祸 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这篇文章里，“马姆哥”是马超后代。仔细看了下，文章作者受萨苏老师那篇文章影响很深。长期以来，《环球时报》一直是我心目最可爱的报纸，仅次于《法制文粹报》，但这位与当地马超后代成了兄弟的马姓记者，在我看来，其可爱程度显然是世界第一。

　如果哈耶克骑着毛驴到中国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为哈耶克设计的中国之行路线是，从帕米尔高原入境横穿新疆，再沿河西走廊继续东行。是否需要到北京后再南下，视哈耶克本人的意愿，进入中国的年代我希望他最好是在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
　　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慢慢一路走，然后写下他的观感，当然有其非常的积极意义：因为“感同身受”这话绝对是靠不住的，属于日常生活习惯而熟悉的东西，它们会成为忽略的对象，只有陌生的东西，人们才会充满好奇地细致描述对它的感觉。因此，探究历史的细节，往往局外人的描述和感受是很重要的参照和补充。
　　至于为什么是哈耶克，这个问题留到后面说。
　　路线问题，是因为我手头有两个人的游记，大致都是这一路线，作为一种参照，自然哈耶克当走同一路线。
　　先说第一个，大英帝国下级军官Ｃ·Ｄ·布鲁斯，时在１９０５年９月。布鲁斯赶上了西方人满世界冒险游荡然后成为英雄的时代的尾巴，如果迟到今天，最多只是个小资。布鲁斯时代的西方人似乎乐于看到西方文明世界所无的愚昧落后，以显示其种族和肤色的优越感，像布鲁斯这种智力平平且缺乏任何专业背景的殖民者，几乎每一页都会以“一个欧洲白人”、“一个英国人”开